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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关于我国艺术学的学术组织、学理研究和艺术教育等艺术学建设重要问题的专家访谈。受访者彭吉象先生是我国当代艺术学、美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的现任会长。访谈基于当前的中国艺术学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重点谈论艺术学的重要学术组织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及其分会建设、中国艺术学与“三大体系”建设的学理研究、中小学及高等艺术教育、美育、人工智能对艺术教育的影响等热点问题。彭吉象先生结合自身学术研究及教学经验，对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建设、中国艺术学研究、艺术学的“三大体系”建设、艺术教育与美育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我国艺术学建设有重要意义及诸多启发。彭吉象，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师从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教材委专家委员会艺术学召集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委，教育部义务教育课标修订艺术组召集人，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长，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特聘学术院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主要从事艺术学、美学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代表著作有《中国艺术学》《艺术学概论》《影视美学》等。鉴于彭吉象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影响力，受本编辑部的委托，湖北美术学院绘画学院副教授李若飞对彭吉象先生进行了专访，本期《艺术百家》推出此次访谈，以飨读者。
深化管理体系创新基本理论研究，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艺术创新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体系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艺术管理的体制系统，艺术管理的制度及政策法制体系，艺术管理的运行机制。艺术管理体系创新与发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要充分尊重我国的国情和现实，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的发展道路。艺术管理体系创新的当代价值主要在于：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体系改革发展路径以形成共识；为艺术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内涵式发展开辟新路；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基石的艺术管理政策和法制地位不断提升；艺术管理运行机制的核心作用和中枢地位得以凸显。艺术管理体系创新策略主要有：优化艺术生产社会基础，改善艺术生态环境；保护艺术生产者基本权益，保障艺术生产高效运行；激活艺术生产力，强化艺术生产机能。
数字时代是指基于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以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为特征的时代。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艺术管理领域正发生着重要的变革。这主要体现在从线性管理方式向网状结构赋能方式的变革，从机械管理阶段向创造管理阶段的变革，从艺术家独立创作模式向集体创作模式的变革，从分工艺术生产模式向协同互动艺术生产模式的变革。艺术管理在数字时代面临艺术管理理论和艺术管理实践的挑战，反映到艺术管理上无疑扩大了艺术管理的研究内容与范畴，需要我们从更多的维度和视角深入思考艺术管理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理论以及艺术生产、艺术产品和艺术传播等各个实践环节的问题。艺术管理发展的未来趋势是其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表现为艺术管理基本内容加速变化，组织结构更加灵活，管理流程更加智能化，特别是大数据的运用将不断提高决策质量和运营效率。数字时代艺术管理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传统的艺术管理模式，以应对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新变化，这不仅是艺术管理在数字技术上的变革，更是艺术管理理念和实践逻辑的深层次革新。
伴随着以数字技术为主体的高新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演艺与科技的融合已成为重要的艺术活动和艺术现象，同时也对演艺管理提出了诸多课题，要求对其不断改革创新。当下，演艺管理活动中出现了管理对象的变化和管理方式的演变，同时也在运行机制管理、内容管理、人员管理、受众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瓶颈，对演艺管理造成困扰。推进演艺管理的健康发展，既要深化提升技术管理理念、内容管理理念、运营管理理念等，同时还要在管理策略上进行创新研究：促动艺术、科技与文化元素的融通；推进技术与人、环境内涵的互渗；统筹经济、技术与人力资源的共享；强化大众、市场与艺术属性的协同。
将数字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新路径。论文系统阐释了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内在逻辑。具体地依据数字文化产业两大特点，即文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文化产业化，将数字文化产业分为传统数字文化产业和新兴数字文化产业。传统数字文化产业通过拓宽传播渠道、打造虚拟文化空间以及形塑智慧文旅等形式，推动乡村地区的文化传播、品牌建设和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新兴数字文化产业通过开发数字藏品、激发社会力量、培育数字乡民、吸引多方参与等形式，推动乡村地区的文化建设、资源平衡、城乡融合和自治善治，赋能乡村振兴。论文针对当前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技术、政府、企业三方面提出提升路径。
近年来小剧场市场发展迅速，场馆建设加快，戏剧新作迭出，产业发展呈繁荣态势，其核心价值被定位为融合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典型的文化产品，小剧场演出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故事，在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充实消费者的文化生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小剧场逐渐成为集物理载体、文化空间、精神空间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综合体，如何在保证其社会效益优先的前提下，推动其产业化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然而，小剧场产业盈利模式单一，市场化程度不够，产业链不健全，经济效益不突出，影响了小剧场产业的长远发展。从内容创作、宣发融资、运营管理、产业模式等方面积极构建小剧场产业链，推动内容开发、金融创新、市场运营和生态发展的路径转型，是小剧场产业的生存发展之道。
在全球数字化转向的大趋势下，生活者协同创意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的前瞻研究议题。论文聚焦数字空间中的“生活者”,在设计学与传播学“双重学科”场域下，探赜关联群体协同创意这一数字创意产业领域新兴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发展逻辑，考量数字生活空间中生活者、设计师、品牌方三者之间的博弈，探微数字时代生活者由“使用者”到“参与设计者”的角色转向，并抽绎出生活者参与协同创意的三大实践路径，即“无意识沉浸式”的被动参与、“有意识螺旋式”的主动参与以及“意见领袖式”的参与。
艺术评论或艺术批评，是艺术基础理论、艺术评论和艺术历史研究三者中间，对艺术实践与创作发生作用最活跃、最直接且影响最大的艺术活动。随着数字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艺术评论的三种形态——“说”“评”和“论”的艺术评论，在内容的表达与形式的流传上，已经或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这就是：艺术的数字评论的发生，使民间大众“街谈巷议”的“说”,变成了大众百姓的网络点说；纸质媒介“经典批评”的“评”,变成了数字平台(App)的网络批评；学术期刊“理论评论”的“论”,变成了数字发布的网络论文。艺术的纸质评论时代的撰写批评、单链传播和独立感知批评，变成了数字时代的生成批评、复制(粘贴)流传和附议掺和，这为艺术评论朝着更为民主、公正和正义的变革提供了工具上的需要。尤其是对中国当下的艺术评论来说，更是如此，这与同西方相比，中国更注重“说”与“评”的评论传统有关。
新时代以来，文艺评论作为反映时代精神、塑造艺术价值、引领审美风尚的重要载体，不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更为重大的责任和使命。新时代的文艺评论亟须从创新思维与批评方法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反思，并积极寻求新的突破点和提升路径，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满足受众的期待。创新思维是推动文艺评论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批评方法是评价文艺作品或现象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面对数智时代的来临，文艺评论者应主动融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浪潮，以不断创新的思维方式与批评方法，为新时代文艺评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成熟，科学理性在祛魅过程中逐渐成为新的神话，人们陷入意义空虚、整体性破碎的现代性困境。达达主义正诞生于此时，艺术家用反艺术的行动强烈批判理性与传统。充斥着大批劣质改编故事片的电影领域成为他们的新战场。曼·雷的《回归理性》是达达晚会展示的首批影片之一，也是20世纪先锋电影的代表作之一，虽然未曾得到足够关注，但其重要意义值得深入挖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回归理性》连同其展示舞台可以作为克拉考尔概念中的“物质现实的表面现象”,是分析时代困境、发现“总体意义”的材料；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曼·雷以“物影照相法”这一“物质性”表现方式制作电影，是对已然破碎的物质现实进行再认识的过程，是复原物质现实、打破科学理性神话的艺术实践。
梅鼎祚是中晚明时期影响较大的戏曲作家，是“骈绮派”的代表人物。梅鼎祚在相关剧作的“序跋”“题词”中提出了“曲本诸情”的戏曲本源论，主张“兼参雅俗”的语言风格，并强调“累累而不绝”的音韵曲律等，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戏曲观。中晚明时期是我国古代戏曲创作和理论的繁荣发展时期，梅鼎祚的戏曲观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京味话剧”这一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被批评家广泛使用，后作为一种话剧类型进入中国当代戏剧史。但“京味话剧”的概念一直较为模糊，这和“京味”内涵的复杂性及其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探讨何为“京味话剧”,不仅要反思何为“京味”,还要将话剧这种舞台艺术放在与剧场的互动关系中加以理解。而何为“京味话剧”也决定了“京味话剧”何为，从“京味话剧”到21世纪之后衍生出的“新京味话剧”,其产生的历史情境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核心精神特质和审美功能是一以贯之的。
自汉代出现的水袖是众所周知的戏曲表演装扮载体，对其进行历史溯源与价值剖析具有以小见大的美学观照价值。目前学界对戏曲水袖的探讨多以表演程式研究为主，而对服饰史论考证不足。文章明确了袖褾是戏曲水袖的鼻祖之一，历史中的乐舞长袖和生活袖褾对于戏曲水袖的出现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辨析了袖褾与现代水袖的结构形态，归纳了戏曲水袖出现后不同角色行当的演绎表达。水袖具有鲜明的东方表演美学特性，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区别于其他表演门类的程式化装扮法则。水袖虽不见“水”,却具有“水”形态的波澜，能够展现角色的情绪，传达表演者的万般意蕴。
综观近年来的舞剧创作，地域性民俗事象和具有地域文化属性的传统舞蹈语汇成为审美再造与情感浇铸的符号，实现舞剧作品的主题叙事与情感表达。这种创作手法与表现风格，凸显了当代舞剧创作在题材类型、舞蹈语汇等方面对民族风格、地域文化与当代价值的追求。当代舞剧创作中的地方叙事，以复现性、现时性、互文性让“中国舞剧”更具表现力：一方面呈现出各地区、各民族风格的独特样貌，另一方面营造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文化想象，呈现出中国当代舞剧创作既丰富多样又浓墨重彩的景象。由此，舞剧创作对区域、族群文化的再现与想象，进一步促进了“地方”意义的开放性，为文化共生观照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更多可能。
《吕氏春秋》作为先秦诸子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以王治为目的，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了继承与衍化。它继承了儒家“乐与政通”的思想，将音乐作为施行教化的利器；同时吸收了礼乐思想，强调音乐的制作与使用都应合于“礼”的规范。在乐教的施行、音乐可观的作用方面，沿用了孔子的“正乐”思想。但其推崇的“大乐”以遵循自然和谐运行规律为基础，在排斥“郑卫之音”的理由、推行乐教的类型、音乐德治的内容等方面，与孔子有着不同见解。《吕氏春秋》认同孟子的民本思想，将音乐作为得民心、实施德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不像孟子那般一味地强调美感的共性，它认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存在差异，在平和的审美心境下才能获得审美愉悦。
民族声乐是在传统声乐基础上融合了西方声乐演唱方式而发展形成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精神财富之一，既能带给听众美的享受，又能表达人们的生活情感，引起听众内心的共鸣。流行音乐因其表现手法通俗、曲调顺口、易于传唱的特点获得了大众的青睐，市场前景大好，这使得民族声乐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在民族声乐作品中融入流行音乐元素将成为民族声乐发展的重要途径。这种融合应当坚持守正创新且兼收并蓄的原则，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实施品牌化战略，推动数字信息技术传播共创。
图像学研究的三个层次有助于揭示木心绘画的精神形象。前图像志描述以木心绘画的阶段、意象和氛围为中心，描述其精神形象的表现基础。木心绘画从他出国前的具象风格演变为出国后的纯抽象风格。图像志分析通过木心绘画的主题与肌理来阐述其精神形象的视觉表征。木心画作的命名方式反映其主题从指涉中国古典文化转向探究现代人生终极问题。木心绘画在其单色性氛围所呈现的特有肌理空间中构筑一个贯通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精神形象世界。图像学阐释可揭示木心绘画内蕴的游离性、道德性和反思性精神形象。
当下中国画展览中存在的写意“弱化”现象，反映出展览作品的创作理念、审美要求与传统写意之间的错位。但展览反映的现象并不全面，当代中国画家在继承传统写意精神、创新表现手法等方面保持热情，取得了突破和进步。当代中国写意画创作在笔墨功夫、题跋运用、情感表达等方面尚有提升的空间，这不仅需要创作者提高“写意”能力，还需从美术教育、艺术传播等角度进行反思，探讨解决问题的路径，以加强中华民族写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明代书法中出现的过度“露锋”“重心不稳”等笔法问题，与当时书法的“取象”方式和“行气”的性情抒发密不可分。首先，书家转变观看视角，以探索别样的艺术感觉。其次，书家贯注唐诗的“生命原则”,注重以书法形式表现唐诗境界，推动书体变革。最后，明代“气”与“理”的本体论关系变化，强化了“行气”的力量感。因此，明代书家作品中出现的各种笔法问题或是有意为之，且与当时尚“奇”的审美风尚有关。
<正>为共谋艺术评论学科的发展，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评论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中国当代艺术评论的功能与方法研讨会”于2024年6月23日至24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办，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和清华美院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所承办。来自全国各高校艺术院系、科研院所、报刊及出版文化单位的专家、学者，本会顾问、理事，清华大学校方及美术学院领导、师生代表共120余人参加了会议。
<正>一部学术专著，如果能在系统爬梳资料的同时表达鲜明的学术观点，尤其是贯穿一定的学术理念，就堪称包罗丰赡、余味深长了。尤其是当某一学科研究面临瓶颈，就更需要有人斫榛焚茅，阐幽发微，引导后继者循径前行。最近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江南戏曲文化史论》丛书，正是这样一部可以从学术理念角度展开讨论的力作。
<正>~~
<正>《艺术百家》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管、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扩展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科技期刊数据库(SCD)源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