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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策展人与学者将目光投向生态议题。这固然与日益加剧的环境变化和气候危机密切相关，但实际上，“生态”在此已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环境保护，亦可被视作一种以自然为媒介，甚至以母体为基底的跨文化(艺术)实践。若追溯其源头，早在20世纪初，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尤其是女性艺术家)便已开始以崭新的视角和语言探索自然认知。至20世纪中叶，以大地艺术为代表的女性新前卫艺术家们，进一步重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再次反映出艺术界对于自然的强烈兴趣和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怀。这一“性别转向”，无论对于生态思考，还是对于媒介研究，都极具启发意义。
“性灵”是明中后期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美学思潮，其倡导“独抒性灵，不落俗套”的文学主张，后更延伸至书画艺术领域。邓以蛰以深厚的家学底蕴与系统的西学渊源，对“性灵”作出现代性诠释，不仅使“性灵”成为其美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内核，更成就了一代美学宗师宏大的学术格局。邓以蛰主要从三个方面诠释“性灵观”的美学意蕴:一是“性灵”源于人类本能，以“体道于心，达心为艺”作为哲学起点，推动艺术家最终实现生活境界与艺术境界的圆融化合;二是“性灵”助力实现“形意交化，气韵生动”的艺术理想，激励艺术家突破固有知识结构的束缚，进而创作出“自由”的艺术;三是“以大观小”“以大观大”的性灵审美观照方式，既是“心画”的核心基石，也是抵达“天地同界”的必备路径。
工业遗产的文化旅游空间再造是城市更新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工业遗产既是文化遗产，也是文化资源，空间再造后的文化旅游空间具有人文经济属性，是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产物。从城市更新的角度看，工业遗产的文化旅游空间实际上是一种双重生产空间，在“生产”的空间中，作为“生产者”的“人”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空间”的生产中，空间作为“生产者”，具有建构性力量。用时间尺度去衡量文化旅游空间的构建方向，文化旅游空间的再造有了时间向度，它是“过去空间”“当下空间”“未来空间”的三位一体。工业遗产的文化旅游空间正被打造成现代城市的新文化地标，提升着城市的品质。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逐渐向数智化方向转型，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探讨了沉浸式技术在数字文旅空间中的应用，尤其是阐释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全息影像等数智技术如何创造出丰富的文化体验环境。沉浸式体验空间的模式不仅提高了游客的文化认同感，增强了游客的情感共鸣，还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和传承。沉浸式文旅空间的建设不仅为游客提供了全新的文化体验方式，也为文旅产业的数智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成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身体和情感对传播有本体论意义，而艺术源于具身和具情的仪式。在传播学出现之前，艺术发挥了传播的作用。传播媒介在延伸人的身体的同时又对身体进行了“截肢”——过滤掉了大量的身体线索。人类远距离传播技术发展的过程(从文字、电报、广播、电视，到互联网、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是一个不断恢复身体和情感关系的过程。今天的人工智能用户要进一步提升素养，以应对沟通性AI的情感操纵。
人工智能的来临让人再次认识到情感的表现为文艺的本质，与之相应的，艺术家必须具备形式能力和情感能力。尽管人工智能和作家或艺术家一样具备强大的形式能力，但在创作中，创作者所付出的是情感劳动，人工智能所付出的只是算术劳动;创作者因具有否定能力而能够有意识地进行形式的创新，人工智能只能依赖数据库对已有的形式予以运用;同时，作家或艺术家所遵循的是一种感觉的逻辑，人工智能依靠的则是一种形式的逻辑。因此，为了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创作者有必要激活自身情感和感觉的逻辑，走向一种“非思”的创作。
在“数字感性”的语境中，AI与平台算法重塑了文艺批评的感性结构与理性位置。在算法驱动的数字空间中，文艺批评的情感联结被放大为情绪强度，并形成了新的批评场域。由此，批评理性需在情感调度中重新定位，转化为媒介理性与伦理回应，而非策略性操控。批评应直面技术、拥抱AI，通过“情感教育”重申人类“有感”的存在维度，从而重建批评的公共性。AI时代的文艺批评应在算法结构中重新激活感性理解的力量，在理性与情感、技术与伦理的协同生成中，恢复批评的思想深度与公共意义。
人们想象、处理亲密关系的方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传统时代的亲密关系呈现为一种古典的深情，人们渴望生生世世不分离，这种深情的本质是支配。到了现代，支配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共舞。人工智能让共舞变得更便捷，却又制造了太多的伪交流，进而摧毁了亲密关系。真实的共舞是:把目光从人工智能所创造的“光滑”的亲密关系上拉开，去和我们亲密的人进行一次又一次对视。
人工智能介入文艺生产所呈现的“无情”与“有情”表达是意味复杂的。从创作机制看，AI不可能有生命体验，却能通过对海量文本的抽离和重组再现人类隐在的情感结构，形成共情的召唤场域。就实践层面而言，AI的工具化运用呈现出低门槛与高壁垒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它的“生成”让大众能够自由自在地表达，让日常生活的情感得以浮现;另一方面，从“生成”到“合成”，AI让“小众”能够展开越来越专业的创作，让想象与情感的个人工作室成为可能。AI改变的是情感之赋形方式，而其本身依然是人类情感的载体。
随着数字媒介、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灵韵”不再局限于物质性载体，而是作为一种可以共情感知的技术语法重新涌现。这种转变绝非简单的技术迭代，而是引发了从艺术创作到情感认知的范式革命。在科技艺术中，“灵韵”在再现机制、数字原真性、神经美学三个维度进行了流变与重构。这三个维度相互交织、彼此支撑，共同构建了一种富有创新意义与时代特征的“科技灵韵”，从而为理解科技与艺术融合背景下的审美体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禅宗美学是佛学进入中土并形成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审美表征。中国演剧自觉将“意象”“境界”“悖论”“一元论观念”融入戏剧舞台创造，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美学内涵和哲学意蕴。20世纪90年代，过士行将禅宗美学及其思维方式引入戏剧创作，创造了独具一格的现代话剧新形态。他借用禅宗的“心物一元论”观念使戏剧的语言和情节具有了非逻辑性特征，并用形式逻辑上的悖论取代戏剧中的冲突和矛盾设定，使剧作生出了语言背后的喻象。禅宗的公案式结构、意在言外、意在象外的语言超时空对白和让人获得咫尺万里的心灵空间的腾挪，均被运用到这种话剧创作的新形态中。禅宗美学在现代话剧创作上的实践，为中国演剧提供了本民族的哲学、美学和文化实践经验，为构建中国演剧体系提供了重要镜鉴。
中国戏曲在大洋洲的流播已有170年的历史，具体的演出情况和中西社会互动历史细节及产生的影响，一直未能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澳大利亚百年之前的英文老报刊和戏班档案则揭开了其研究空间。从1854年开始，数以万计的广东劳工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不断南下，进入澳大利亚“新金山”，华人移民社会快速形成，演剧活动随之兴起并广泛流动于乡村旷野、中西市镇剧院，成为大洋洲中西公共社会文化景观，得到诸多英文媒体和欧洲人群的关注和评论。在媒体传播和舞台实践的双重驱动下，欧洲社会从批评和猎奇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逐渐转向比较中西文化和戏剧艺术特征，中西文化因此得到交流与互鉴，中华文化也走向了更广泛的西方社会。
戏曲现代戏的音乐创作，本质上是在传统戏曲的基因上嫁接当代生活的表达。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内在问题，如程式化与生活化的矛盾等。淮剧《小镇》的音乐创作对戏曲现代戏具有方法论启示:首先，淮剧《小镇》通过主题动机的贯穿与交响化发展，实现了音乐的叙事与心理外化功能，弥合了程式化表演与生活化表达之间的鸿沟;其次，淮剧《小镇》在秉承淮剧传统声腔的基础上融入现代作曲技法，成功调和了剧种特色与当代审美诉求;最后，通过提升戏剧叙事功能，器乐从背景烘托提升为戏剧主体，实现了伴奏性与戏剧性的深度融合。《小镇》的成功实践是以“戏剧性”为核心，为戏曲现代戏创作提供了可参考的范式与突破路径。
当代中国神话题材舞剧的创作，系统展示了神话资源在舞剧艺术中的转译路径与叙事策略。其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实现:基于经典原型的“复原式重构”、以神话为素材的“改编式解构”，以及提取核心母题的“衍生式创编”。此类舞剧在叙事策略层面呈现出三个维度的创新实践:一是通过互文性理论构建舞台符号系统，完成从文本到身体的跨媒介转换;二是借助民族舞蹈语汇实现情节、风格与文化阐释的多层次叙事;三是运用隐喻修辞手法，通过象征符号、复义身体语言及“异质同构”空间深化主题表达。数字技术与后现代视角的介入，使神话题材舞剧在视觉呈现、意义生产和观众互动等方面展现出新的美学特征。
近年来，国产剧中出现了一种慢燃叙事创作趋向。从外在形态看，“慢”是节奏的主动控制，“燃”是剧情的引人入胜。从内驱机制看，“慢”与“燃”又形成互构关系，“慢”为“燃”蓄势，“燃”又定义“慢”的价值，人物关系的渐进展开与情节张力的逐步积累让高潮延迟释放。从历史脉络与当下实践维度展开美学溯源，这种创作趋向以西方自然主义戏剧美学为“体”，中国传统美学为“魂”，形成了跨文化的美学融合，其背后是作者表达、题材适配、平台策略与观众审美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微短剧迅猛发展的当下，这是对“快节奏”与“慢体验”这一时代矛盾的审美回应，更是对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增强国产剧国际传播效能的探索。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产电影深刻把握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于叙事层面日渐呈现出多元融合样态，并逐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电影叙事话语体系，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文化载体。主旋律电影持守家国同构、人民立场、时代精神，适时融入类型化叙事元素，逐渐演进为富有浪漫现实主义色彩的新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向主流文化靠近并积极丰富题材，日渐形成一种富于反思性的现实主义风格;娱乐电影不断探索多种类型元素的跨类融合，或艺术化提升，或娱乐化下沉，风格日益多样化、杂糅化。此叙事演进过程既总结、反思了国产电影，也预示了国产电影的前行路径与多元未来。
明代版画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从“庙堂”风格向“世俗”风格趣味性转向的鲜明特征。通过对超越传统风格的描述，深入探究这一嬗变背后的文化逻辑与社会动因后表明，明代版画的庙堂风格以儒家教化为内核，形式规整、内容崇礼，服务于官方意识形态构建;其世俗风格则根植于市民文化，形式多样、内容趋实，回应了大众的审美与情感需求。二者之消长，勾勒出从明初官方主导到晚明市场驱动的演进路径。这一艺术风格的转向是由政治控制松动、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创作者与受众互动所构成的三重动力共同驱动的必然结果。同时，明代版画的嬗变也为当代艺术如何在传统与现实、艺术性与功用性，以及内在创作与外部环境的辩证中寻求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通过对《明实录》、地方县志及吕氏宗谱等史料的系统考辨，可以对吕文英以往通行的生卒年进行纠正，解决了长期以来其生平时序的争议。在此基础上，聚焦其《四季货郎图》系列作品，从图像学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图像分析、文献比对与风格比较等方法，深入剖析该组画在构图、设色、技法等方面的艺术特征，并揭示其中蕴含的节令风俗、儒家伦理及城乡经济交流等多重文化内涵。文章不仅为吕文英生平及其艺术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亦通过“货郎图”这一风俗画题材，为考察明代中期宫廷审美、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提供了重要的视觉文献。
《中国草书史》以书法批评与史学批评并行，搭建“朝代分期—文化语境—美学分析”的论述框架，将草书的发展放置在权力结构与社会心态的历时变化中加以考察。文章重点分析该书的三种方法取向，即结构性解码、文化动力学与“媒介—符号—传播”的转换。总体而言，该书在草书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方面均取得实质性进展。
东昌府木版年画因地域局限性制约，传承与活化创新面临瓶颈，亟须依托数智技术探索现代化创新路径，拓展非遗活化传播边界。首先，对东昌府木版年画题材、造型、色彩等显性文化基因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融合隐性文化基因，揭示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表达，绘制基因图谱。其次，运用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技术，对其进行基因图谱的数字化转译与智能化生成迭代实践，探索非遗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再现与创新设计路径。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数智化技术为东昌府木版年画注入新生命力，使其呈现方式更丰富、传播路径更多元，为非遗活化传承与创新研究提供可借鉴的范式。
苏州古村落是江南地域文化的重要历史遗存，其村落特征与文脉内涵共同构成了独具江南文化特质的独特体系。本文借鉴生物学基因理论，结合层次分析法构建苏州古村落文化基因三级图谱体系，系统解析各层级基因的影响因素与演变规律。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实证，深入挖掘古村落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建立文化基因图库，为古村落的保护与创新发展提供数据支撑，助力传统文脉的活态传承与自然演化，同时探索文化基因理论在遗产保护领域的实践路径。
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美育社会化发展的背景下，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面临从传统展览空间向综合性美育平台转型的议题。本研究基于社会创新设计理论，以南京金鹰美术馆“窗外的建筑”多感官整合儿童工坊为案例，分析其社会美育实践的设计路径。研究构建了以包容性设计、参与式设计与关系设计为核心的理论框架:运用生活化媒介降低参与门槛，通过多感官整合与角色扮演激发儿童多元智能发展与学习建构能力，利用公共展示与持续参与机制延伸美育体验。案例实践形成了一套涵盖普惠性参与、共创性体验与共生性发展的美术馆儿童美育工作模式。
<正>~~
<正>《艺术百家》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管、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扩展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科技期刊数据库（SCD）源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刊。目前，杂志栏目设置涵盖艺术学门类下属5个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及下属的二级学科研究方向，兼顾哲学、美学、建筑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术领域中与文化有关的内容。